宋江为什么要招安(宋江为何执意招安)两宋期间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其频繁程度在各封建王朝中首屈一指。然而,这些起义往往都以招安为结局,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,不仅源于封建统治者的总体考量,也映射出许多义军领导者的投机心理。

宋江为什么要招安,宋江为何执意招安

宋江为什么要招安(宋江为何执意招安)两宋期间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其频繁程度在各封建王朝中首屈一指。然而,这些起义往往都以招安为结局,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,不仅源于封建统治者的总体考量,也映射出许多义军领导者的投机心理。

正文:


在水泊梁山这一“社区”当中,“招安”算是一个敏感词语,等闲不能说出来。

虽然不能说,但却基本成为了一个被默认的事实:当梁山好汉将高太尉绑上山后,宋江“喝退左右、奉上新衣、倒头便拜”,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、熟练无比,大约在私下里练过不少回。

宋江心心念念的便是招安

按照《水浒传》的说法,武松、鲁智深等一干好汉,对招安算是兴趣缺缺,但碍于宋江的面子,这件事不说也罢;林冲虽然与高俅不共戴天,但除了瞪眼看着,啥也没敢做;倒是李逵,动不动就摔桌子砸板凳,明着反对招安不说,还嚷着要宋江做皇帝,但到临了,公明哥哥一杯毒酒灌下去,“黑旋风”就此了账。

鲁莽的李逵终究因此送命

宋江为何如此钟情于招安?这其中的原因早已有无数人分析过,然而其根据的都是《水浒传》这一文本。实际上,有宋一朝,真正被剿灭的义军队伍相当稀少,绝大多数的义军,都走上了招安这条路。

正如陈佩斯所说的:没好处谁投降?宋朝义军频频被招安,这背后的最强推手必然是宋朝的统治者们。

一:宋朝统治者:招安有什么丢人的?

根据考证,在两宋320年的历史中,有记录的义军队伍多达433支,平均一年一次还有富余。但这些义军的活动都呈现一个突出的特点——活动范围小、持续时间短,像汉末黄巾、唐末黄巢、明末李自成这种席卷全国的战乱,两宋期间从未出现过。

李自成像

两宋的农民义军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,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义军队伍不如他们的“前辈”战斗力强,而是由于宋朝统治者对待义军的态度与其他朝代有着天壤之别。

在其他封建王朝眼中,起兵造反是十恶不赦的罪状,虽然也有招降的行为存在,但总体思想仍然是以彻底剿灭、杀鸡儆猴为主。然而,纵观封建王朝农民起义的历史,这些起义军的规模往往呈现出“钺剿越大”的态势:首先,官军与农民军作战,赢了还则罢了,若是输了,许多士兵摇身一变,就地便加入农民军——反正当兵就为吃饷,跟谁干都是干!

农民军作战情景

其次,一旦起义军规模庞大,要剿灭他们,大把大把的钱粮就得流水一样花出去,这笔钱最后免不了还得摊到老百姓头上。这些老百姓一旦觉得活不下去,免不了一跺脚一咬牙:反了吧!

得,这下子没完没了了。

于是,宋朝统治者充分吸收了前朝的经验——干脆别打了,招安吧!

宋太宗在位期间,名臣柳开就曾经以招安的方式平定了常州、润州地区的小股农民军。而宋太宗本人也曾悬赏招募过陕西一带的“大寇”焦四、焦八等人,可说是开了宋朝招安的先河:


而宋朝皇帝以诏命正式发布招安令,则是在宋真宗咸宁三年。这一年,以王钧等人为首的起义军正在蜀地一带活动,为了快速平定局势,宋真宗曾专门派出使节向义军传诏:只要投降,既往不咎,升官发财也好商量!(《宋大诏令集》:“如能递相劝率,效顺革心,当赐生全,别加录用。”)

自此之后,宋朝频繁使用招安这一手段对付义军,在两宋期间的大量史料之中,都有相关的记载:


在两宋期间,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:不仅皇帝热衷招安,就连大臣们对这一政策也相当拥护。

在其他的封建王朝中,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:某地有人揭竿而起,皇帝没主意,便召集大臣商量。这些以“忠义”自诩的大臣们便引经据典、慷慨陈词,得出结论——不怕花钱,坚决剿灭!

于是,皇上下旨出兵,这些大臣们也很满意——我真乃国家栋梁之臣也!

事实证明,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,就坏在这种自以为“忠”的大臣手里。

然而,宋朝的大臣们似乎并没有这种心理负担,根据史料记载,这些大臣们还经常向皇帝上书,大谈特谈招安的好处:


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——宋朝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,少数的精兵强将都以防范外敌为主,不可能长期在内部对付义军。因此,如果要与义军开战,朝廷中的这些文臣免不了要上前线。

问题在于,宋朝的这些文臣们,为官从政乃至诗词歌赋是他们的长项,但能够领兵打仗的,一百个人里面未必能有一个。因此,为了避免上战场,这些大臣们才着力宣扬招安的好处:既能快速稳定局势,又能避免危险,何乐而不为?

在宋朝,像范仲淹这样能打仗的文臣堪称珍稀

按理说,这些大臣的小九九算不得光明正大。但歪打正着,正因为这种思想在宋朝大臣中广为流行,宋朝的社会局势才能够在义军四起的情况下保持了总体稳定,给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。

二、要当官,受招安!

招安说起来简单,但真做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。因为这件事说到底,是个两厢情愿的事情——真碰上像方腊这种“硬茬”,这招也就不好使了。


这一时期,朝廷的招安之所以能够频频得手,是与许多义军首领的投机心理分不开的。

由于宋朝对于义军的招揽手段多以升官发财为诱饵,许多有胆量、有计谋的平民百姓就利用这一机会,将兴兵作乱当做是走上仕途的捷径。随着这一现象的流行,宋朝的史料中甚至记录了关于这一现象的民谣:“要高官,受招安;欲得富,须胡做”(《三朝北盟会编》)、“仕途捷径无过贼,上将奇谋只是招”(《鸡肋编》)。

此外,在宋朝的义军领袖中,有一类人特别需要注意——这些人并非衣食无着、铤而走险的普通百姓,而是家境殷实、称霸一方的地主。

宋朝名臣欧阳修曾经在所著《原弊》一文中描述了宋朝地主的情况:“井田既坏,而兼并乃兴。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,养客数十家”。而在宋朝时人笔记《东轩笔录》中也曾记载过汜县一个李氏庄园的情况:“方圆十里,河贯其中......有佃户百家”,可见宋朝时地主豪强的势力之大。

水泊梁山中,卢俊义、宋江、柴荣等人都是身家豪富的地主

这些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,往往主动结交所谓“豪侠”、“好汉”等身负武艺之人,同时,也免不了召纳、庇护一些触犯刑律的逃犯。通过这些人,地主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私人武装,并使自己成为了地方上的权威人物。

然而,在宋朝律令中,对于藏匿犯人的惩罚是相当严重的:


因此,这些地主的行为一旦东窗事发,往往铤而走险、落草为寇,成为了名义上的“义军”。

但是,这些地主本身便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,原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,长期与朝廷作对绝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结果。所以,他们“起事”的目的,基本上是为了与官府讨价还价,而他们手中的“义军”,则成为自己获取赦免,甚至加官进爵的最好筹码。

综上所述,正是在统治者与“义军”的双重推动之下,宋朝的招安行为才如此盛行,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现象。


  • 评论列表 (0)

留言评论